□司法机关可尝试对拒不履行义务教育责任的家庭，通过训诫、强制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，来保障家庭对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的支持，并结合教育补贴、补助等形式向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，保障受教育权得以实现。

　　□司法机关要摒弃“就案办案”思想，更多关注涉罪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和实际困难，加强与人社等部门联动，共同加强对刑满释放、解除帮教的适龄未成年人进行帮扶，帮助其更好地就学就业、回归社会。

　　保障义务教育是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内容之一，义务教育普及率虽逐年升高，但仍有一些未成年人在义务教育阶段辍学。有的辍学未成年人失去学校保护，快速涌向社会，因为缺乏社会经验，成长之路遭遇艰辛，极少数甚至走上犯罪道路。

　　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，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涉罪案件25件32人，其中，涉辍学未成年人13件14人。辍学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侵财犯罪多、冲动犯罪与被利用犯罪叠加、反复犯罪矫正难等特点，亟须引起重视。

　　一、就业难、生活压力大，侵财犯罪多

　　在13件14人涉辍学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，其中5件6人涉嫌盗窃罪，人数占比42.85%。从家庭环境来看，涉案的14人中有11人处于单亲、重组或失去双亲的家庭环境。监护人疏于管教，子女缺少父母完整关爱，或长期受继父母的冷落歧视，心灵受到创伤，或失去双亲后物质生活难以保障。由于尚未达到法定用工年龄、学历低，以及普遍缺少劳动知识、经验和技能，辍学未成年人就业空间较为狭窄，大多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岗位。这些辍学未成年人中有的盲目就业、多地流动，有的无法适应强度大的工作或贪图享乐，导致频繁更换工作，造成无业、失业，陷入窘迫境地，在监护人也无力给予经济支持的情况下，易走上犯罪道路。

　　如邱某盗窃案中，邱某自幼处在父母关系不睦、父亲经常家暴的环境中，初二时父母离异，后父亲对其关心教育甚少，加上学习成绩不好便辍学，16岁开始到各地务工。2019年初，因无法适应苏州某厂的工作强度，工资也入不敷出，邱某辞职。后邱某结交不良朋友，认为盗窃来钱快又轻松，且对盗窃行为抱有侥幸心理，进而实施多次盗窃。

　　二、法治意识淡薄、自制力差，冲动犯罪与被利用犯罪叠加

　　在13件14人涉辍学未成年人案件中，7件7人涉嫌强奸、猥亵儿童、非法拘禁、危险驾驶罪。由于过早进入社会，辍学未成年人与其他同龄人相比，接触社会不良思想和行为机会多，加之缺乏法治、思想、品德、心理等方面的教育，对自己道德要求不高，对行为后果缺乏理性考量和风险意识，守法自觉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也较低，极易沾染不良习气，容易发生冲动犯罪、被利用犯罪。

　　如蔡某危险驾驶案中，蔡某3岁时其母离家出走，后长期与爷爷生活在一起，初二时因成绩不好、家庭条件较差而辍学，之后独自至宁夏、山西等地务工。2020年在苏州务工时，因蔡某法治意识淡薄，醉酒后无证驾驶客车发生事故被查获。又如，在杜某非法拘禁案中，杜某自幼与祖父母生活，初一时因父母离婚而变得叛逆，学习成绩下滑，辍学后至广东、浙江等地打工，但都无功而返。2017年11月，其在同学介绍下至苏州打工并认识了范某，后按照范某安排，通过共同或轮流看守的方式控制被害人，帮助犯罪分子追讨债务，充当“作案工具”。

　　三、频繁流动、监管缺位，反复犯罪矫正难

　　辍学未成年人通常从农村流向城市，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打工谋生，有些频繁更换务工地，家庭对其监管教育较为困难。一些辍学未成年人很少与家里联系，甚至家人连其务工地也不清楚。人口流动频繁、居住地不稳定，加剧了当地对流动人口的监管难度，对流动的“离群孤雁”更是关注不足、监管甚少。一些辍学未成年人犯罪后，家人表示距离远无力监管，流入地也很难对其进行长期持续帮教。流动频繁、监管缺位，有些辍学未成年人因此会再次犯罪。

　　比如，在张某盗窃案中，张某因学习成绩不好、父亲去世、母亲离家出走而辍学，后辗转各地游玩、务工。15岁时，张某在安徽省濉溪县、涡阳县盗窃，被两地公安机关分别行政拘留5日。16岁时，张某因再次盗窃获刑，刑满释放后不到两个月，到苏州游玩时又因没钱吃饭盗窃，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又如，16岁的马某初中辍学外出打工，2017年至案发前共涉嫌盗窃108次，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均未受到刑事处罚，2020年10月实施第109次盗窃后，苏州市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。结合马某多次盗窃且监护人不在苏州的实际情况，检察机关邀请社工提前介入该案，对其开展帮教监督。在帮教考察期间，马某从所在工厂悄悄离开至外地，后再次盗窃被捕。

　　四、有效监管保护“离群孤雁”

　　一是要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。笔者建议，在政府从政策、资金支持上“控辍保学”的同时，司法机关可尝试对拒不履行义务教育责任的家庭，通过训诫、强制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，来保障家庭对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的支持，并结合教育补贴、补助等形式向贫困家庭提供经济支持，保障受教育权得以实现。司法机关还可联合人社、教育等部门共同从辍学未成年人犯罪形势、就业现状等角度，开展宣教活动，强调学校与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和就业等方面的重要性，提升家长教育意识，多措并举、联合行动，保障学生完成义务教育。

　　二是要健全辍学未成年人社会关爱体系。司法机关可与关工委、共青团等联合开展帮教关爱活动，对辍学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。同时，发动共青团组织对辍学未成年人等进行登记管理，组织开展思想、道德、法律、技能教育。鼓励和支持文体机构、企业、社区、志愿团体等组织规范、健康的青少年活动，整合社会资源，共同关注关怀辍学未成年人，提供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、教育培训活动，培养辍学未成年人良好的道德情操、生活方式和职业技能，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、健康成长。

　　三是要加强对流动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。在对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，要将对流动未成年人的监管保护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，公安机关、街道、社区等可通过网格化、信息化等现代治理手段，对流入的未成年人摸清底数，掌握其居住、就业等基本情况，通过信息化平台及时与流入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沟通联系，告知其本地的就业途径、服务保障措施、维权方法以及其应尽义务，通过全面的监管、保护和教育使流入的未成年人更有归属感、安全感和幸福感。

　　四是要织密未成年人就业安全监护网。司法机关要摒弃“就案办案”思想，更多关注涉罪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和实际困难，加强与人社等部门联动，共同加强对刑满释放、解除帮教的适龄未成年人进行帮扶，帮助其更好地就学就业、回归社会。人社部门可进一步通过特定岗位安置、职业培训补贴、创业贷款担保、开展就业指导等多种方式，为此类未成年人顺利进入社会提供更多有力的就业保障。同时要加强未成年人就业监管，通过信息化手段，掌握用工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等雇用未成年人情况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教育、进行劳动监察、查处非法使用童工，织密未成年人就业安全监护网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）